看完电影《恶意》，内心五味杂陈。影片的剧本并不复杂：一桩看似简单的跳楼案，在媒体缺乏严谨证据的报道下，舆论被反复撕扯、反转，最终的代价是三个家庭无法挽回的悲剧。我能感受到，编剧试图在影片中注入庞杂的思考，却又因害怕过审而欲言又止，最终呈现出一种“话到嘴边又咽下”的割裂感，让影片的内容张力大打折扣。
然而，正是这种“隐晦”，反而给了我更大的思考空间。影片真正想探讨的，是那个我们人人身处其中却可能不自知的困境：在碎片化信息时代，我们如何轻易地被舆论所裹挟，沦为他人恶意的帮凶？ 影片浅尝辄止，但现实却早已在深水区。我认为，要理解这一切，必须直面三个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。
一、信息茧房与文化荒漠：为何我们心甘情愿住进牢笼？
我认为《乌合之众》中的论断堪称点睛之笔：“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，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。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，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。谁向他们提供幻觉，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；谁摧毁他们的幻觉，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。”这精准地描绘了信息茧房得以建立的心理基础。在一个高度集权的体系中，信息茧房的存在是维持稳定的重要工具。它通过筛选信息、塑造统一叙事，来管理民众的思想。因为一旦人们广泛接触到外部的、多元的知识，必然会引发独立的思考与质疑，而这恰恰是稳定压倒一切的逻辑下最危险的信号。当“集体利益至上”的宏大叙事，遭遇“国家由我们供养”的个体权利意识时，思想的冲突便不可避免。
因此，信息茧房的建立，是自上而下的需求。而“草根网红”的批量涌现，则是这种环境下自下而上的必然产物。当社会因严格的审查而陷入一种“文化荒漠”时，深刻、多元的文化内容无法生根发芽，整个舆论场就会趋向“低幼化”。好比整个环境都是小学生水平，任何能提供简单、直接、情绪化刺激的内容都能迅速脱颖而出。这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闭环：官方不希望出现能启迪民智的“大学教授”，民众也习惯了“小学生”式的娱乐。在这个闭环里，思想停滞，只有情绪在流动。
二、网络暴力：被默许的“泄压阀”与“舆论武器”
网络暴力的猖獗，真的是因为“管不了”吗？这种说法在一个能精准控制热搜、让任何网络大V瞬间噤声的系统面前，显得毫无说服力。真相恐怕是，它在特定层面上被默许，甚至被利用了。
首先，它是引导舆论的趁手武器。传播学有一个基本原理：覆盖一个热点的最好方式，是制造一个更大的热点。当某个对官方不利的事件发酵时，通过默许甚至引导网民对某个娱乐明星、社会个案发起猛烈的网络暴力，可以轻而易举地转移公众视线，让真正的焦点被遗忘在喧嚣之中。
其次，它是社会矛盾的“泄压阀”。在任何社会，民众对现状和权力都可能存在不满。在民主开放社会，这种不满可以通过游行、示威、公开批评等渠道相对良性地释放。但在一个不允许直接表达对上不满的社会里，这种压力需要一个出口。于是，将矛盾引向内部，让民众内斗——仇富、性别对立、地域攻击——便成了统治者乐见的局面。只要民众的怒火是在互相攻击中消耗掉，就不会烧向权力的根基。躲在键盘后的施暴者，在享受虚拟权力的同时，也成了最顺手的维稳工具。
三、公信力的崩塌：当“塔西佗陷阱”成为常态
我就拿新加坡来举例，新加坡并非典型的民主国家，但其政府依靠严明的法治建立了强大的公信力。当危机来临时，“政府发布”是定心丸。反观我们所处的环境，官方通告常常一发布就引来海量的质疑和嘲讽，整个社会深陷“塔西佗陷阱”——无论政府说什么，做什么，百姓都认为你是坏的。
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。当政府失去公信力，社会就失去了最后的“压舱石”。为了博取眼球和流量，自媒体可以毫无底线地编造谎言；为了利益，资本可以肆无忌惮地操纵舆论。就像电影中的肖总所言，他的底线就是“流量”，道德一文不值。因为在一个黑白颠倒的环境里，坚守道德的好人反而成了弱势群体，而那些恶毒、无原则的人却能名利双收。当“为日本地震叫好”这种反人类言论能获得大量点赞时，我惊讶的不仅是人性的泯灭，更是整个社会价值观的崩坏。大部分的百姓被灌输了一种非黑即白的斗争逻辑，失去了对复杂人性的理解和基本的同理心。
电影《恶意》或许只敢说出一半的真话，但它留下的另一半问题，却在拷问着屏幕前的每一个人。
当官方的宏大叙事陷入“塔西佗陷阱”，当流量的狂欢将人性与道德无情碾碎，我们所处的就不再仅仅是一个“信息茧房”，而是一个巨大的“恶意回音室”——在这里，所有的偏见都被放大，所有的恶意都被正当化。电影的结局伤害了三个家庭，而现实中，每一次不加思考的转发、每一次随波逐流的站队、每一次对“非我族类”的恶语相向，我们都在亲手为下一个悲剧添砖加瓦。
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的钥匙，或许不在于等待一个敢于把话说明白的编剧，而在于我们自己——是否还愿意，也还敢于去挣脱被投喂的幻觉，去主动地、痛苦地独立思考，去寻回生而为人的基本良知与同理心。否则，当恶意成为狂欢，我们每个人，都既是受害者，也是凶手。